中评社╱题：乌合之众、信息茧房与台湾反智社会的民粹表达　作者：陈星（北京），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京台文化交流研究中心研究员，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研究员

　　【摘要】台湾政治晚近20年来快速发展的民粹主义是社会反智倾向的政治表达，信息茧房的建构与增强则为民粹主义提供了思想组织基础。从根本上说，台湾的民粹主义根源于群体轻信及疏于思考等心理结构特征，有心者利用这种心理特征建构起了信息茧房，形成全社会范围内的观念对立，幷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对立性的政党结构和割裂性的政治生态。民粹主义的发展改变了传统政党政治的运作模式，“我族”与“他族”的边界取代政绩、官箴等成为影响乌合之众政治支持倾向的关键因素。同时，民粹主义与社会的反智倾向相互勾连，互相推动，成为台湾社会和政治生态未来发展的较大变数。

　　近年来台湾的政治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民粹化倾向非常明显。台湾社会的民粹化倾向是一系列群体心理结构和社会心理结构变化的外在表征，信息茧房的加强以及台湾社会与日俱增的反智倾向才是推动台湾政治民粹化的关键因素。自台湾“民主化”以降的几十年间，岛内各政治势力争夺的一个重要制高点就是控制社会群体心理塑造的主导权，这是台湾各政治势力在精神世界的斗争与角逐，与现实权力斗争相伴相生，是政治生态变迁的重要内容。台湾社会的政治结构经历了由一元化（国民党威权统治）到多元化（政党竞争）再到一元化（民进党威权化）的变迁过程，群体政治心态也经历了若合符节的变化，从拥抱信息开放到蜷缩于信息茧房，直至形成目前比较封闭的群体政治心理结构，而这种结构恰恰就是台湾政治民粹化的社会心理基础。

　　一、乌合之众：理性稀缺的群体心理结构

　　台湾的选举制度以及政治学理论研究大都建立在选民理性的预设之上，台湾社会对于其政治制度的信心与自负也往往来自于这一预设。沿着这一预设出发，一个很想当然的逻辑判断就是民众理性或者是选民可以选出理性的公权力机关，从而促进整体社会理性的增加。①在台湾社会，“民意”是一个被神化与泛化的概念，无论是哪个阵营的政治人物，没有人敢说自己不代表民意。从政治学角度说，民意成为合法性的来源，更可以为政治人物政治行为的合理性背书。也正是因为如此，“民意”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政治价值或者叫政治信仰，在台湾政治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民意”是台湾政治天然的“神主牌”。

　　但是民意到底为何却很难给予明确的界定。一般认为民意是群体中所有个体意识的集合。不过因为个体意识的复杂性以及在相当大程度上的不可测量性，而且群体意识也幷不等同于个体意识的简单加总，因此这种意义上的民意概念其实没有多少分析功能。从实践的维度来看，民意只能是针对特定问题、在特定时间断面上的意见表达。台湾社会大概最能体现出“民意”作用的场合就是选举。每到选举，候选人就会用尽浑身解数争取民众支持，或以情感，或以利益，或以颜值，或以善辩，反正只要是能够取悦民众的方法，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意是某一特定时间点上群体心理与群体情绪的集中表达，政治结果的样貌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群体心理的理性程度。

　　不过令人沮丧的是，群体心理的理性可遇而不可求。本文中的“乌合之众”是借用古斯塔夫·勒庞的概念，没有贬义，只是试图以这个概念对群体心理和群体行为特征进行客观描述。②从台湾的现状来看，“理性”要求的逻辑分析能力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缺失的。一般来说他们相信的东西主要是两类，一是与他们情感一致的，这种情感可以来自于亲族、邻居或者合作伙伴，其核心在于通过互动与交往形成情感联结；二是别人相信的东西。对于大部分民众来说，自己无法判断时更倾向于相信周围人的观点，尤其是权威的观点。这种情形一般被描述为“从众效应”，或者是“羊群效应”，从心理上说是个人通过从众行为寻求安全感，虽然从客观上说这样做未必安全。“羊群效应”是人类社会中的普遍现象，因而所谓的“群体理性”只能在领导者理性的情境下实现，或者说群体理性不过是领袖理性的外化而已。

　　勒庞认为“群众很容易轻信，对事物过于敏感，常常缺乏远见以及对理性的影响不能做出反应。断言、传染、重复和威信几乎就是说服他们的唯一手段，事实和经验对他们不起什么作用。群众可能相信任何事情，在他们的眼里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③对于一般的群体来说，“事实的真相”其实幷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相信的真相”是什么。笔者曾与台湾基层民众谈论过有关“二二八”的问题，发现“历史的真实”对这些基层民众来说无关紧要，他们也无意（或者是没有能力）去思考历史的真实到底为何，他们只管相信一种说法，无论说法是谁提出来的，只要这种说法耸动、直观、煽情，能够满足猎奇的心理需求即可。这大概就是绿营以仇恨与对立包装起来的“二二八”论述能够在台湾社会广为接受的原因。对大部分民众而言，当前的时间断面就是历史和生活的全部，他们对历史的理解主要取自当前论述，行为选择也大多源于群体影响。这种轻信很难改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一般性社会群体的本质特征。

　　虽然群体由个体组成，但群体心理与情绪与个体显然有相当大的不同。个体在面对问题时一般会联想到自己的处境，首先想到的是避免麻烦和免除自身可能受到的伤害，无关自己的问题尽量避免负责任，因而在表达观点与情绪时往往会比较温和。但是群体情绪与观念往往就会比较激烈。细究这种差异，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个人可以通过群体观念加强自己的观念，群体观念和情绪可以为个体的行为提供支撑，使原先不愿表达的观点现在可能倾向于表达。其二，在群体行为中，个人的责任是模糊的，甚至在许多时候群体的责任也是模糊的，所谓“法不责众”即是此种情境的写照。因此可以看到个人在群体中的行为会变得比较激烈，核心问题还是在于责任缺失。观察台湾政治者大都比较熟悉这样的场景，即有些事情明显有悖于逻辑，但还是有大量的民意支持，在多数情况下都是这种群体心理的典型表征。在群体心理的语境中，个体对特定事件的态度幷不一定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很有可能是“事不关己，放言无忌”，反正是“死道友不死贫道”，既然不用负责，表态时自然不会有多少顾忌。由此也可以推断，个体理性不一定导向群体理性，除非个体掌握了群体的领导权，成为话语的引领者，否则极有可能被群体观点压迫，被迫改变自己的观点。

　　群体话语不追求概念的准确，但需要概念简单、上口和利于大范围传达群体情绪。台湾社会的群体话语中经常出现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有时这些话语甚至成为群体的信条，但其具体内涵则是模糊的，至少与概念原初的意涵相去甚远。以台湾社会耳熟能详的“尊严”概念为例。台湾无论是学界、政界还是民间社会，“尊严”是经常挂在嘴边的语汇，尤其是面对两岸关系时，所谓的“尊严”更是口头禅。从学术脉络上说，尊严大约在19世纪末被导入心理学文献，实际上指“我们能与自己的不足之处达成和解”，尊严在开始的研究中指涉期望与能力匹配的动态过程。④尽管后来遭到批判幷导致概念意涵有所修正，不过“抱负”与“能力”的匹配一直是尊严概念的核心内容。反观台湾社会，“尊严”内涵虚无飘渺，外延游移不定，在很多时候不过是在处理两岸关系时不情愿、不甘心和自我感觉良好等复杂情绪的杂糅与折射而已，否则不可能出现面对美国卑躬屈膝，面对大陆却大谈“尊严”的吊诡现象。以常识而言，一面委身于美国寻求庇护，回头却对大陆疾言厉色谈“尊严”，实在是匪夷所思。

　　大部分情况下群体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也不会接受批评，即使是在已经明确犯了错误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里的错误不是指逻辑上的应然错误，而是已经被证实或者已经造成实际损害的实然错误。一般群体犯了错误之后的反应不是认错，而是不说或者少说这个问题，或者转移焦点，用新的问题掩盖旧的问题，反正过不了多长时间，相关的错误就会被淹没在时间的长河中，少有人记起。一旦群体的错误被揭露，反而可能会使他们恼羞成怒。当人们发现自己错了，反而更不愿意寻求新信息。因果性解释对打破错觉而言确实有效，但人们不喜欢幻灭的感觉。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表示不想再继续讨论这个问题（而事实上，他们通常再也不想和揭露问题者说话了）。⑤从这个意义上说，以逻辑与道理说服群体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政治人物往往只讲选民喜欢听的话，对于其缺点与问题则听之任之，甚至引导放大这些缺点与错误，以达到获取这些选民支持的目的。同样道理，在面对可能的危机时，政治人物往往采取事后补救的方式处理，少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者。这样既可显示其勤勉，同时又可以避免因为说真话遭遇民众反感。

　　从台湾的社会实践来看，对于政治人物或者政党而言民众（民意）仅具有选举的工具性价值，民众对政策的影响力其实相当有限。西方政治学者李普塞特早就注意到了在政治过程中多数时候民众只能是“看客”的现实，认为“处于私人状态的公民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个坐在后排的观众，本应对舞台上那些让人难以理解的事物保持专注，却没有办法让自己不打瞌睡”。⑥一方面，在政治人物的施政过程和政治决策过程中，不可能容忍民众过多的指手画脚，除非可能引发大范围反弹，否则政治决策基本上不会考虑民意的感受。事实上，在实际施政中，类似民进党在“废核”政策与开放“莱猪”政策的做法，权力当局往往是先提出理念或者政策，然后再制造“民意”支持。不过，政治人物和政党不可能让民众长时间沉睡，因为选举投票需要他们，政治人物主导和策划的政治动员与社会运动也需要他们，如何充分利用群体心理特征把乌合之众组织起来，建构长期稳固的政治支持基础，一直是政党和政治人物念兹在兹的关键问题，这大概也是政治斗争与权力争夺的核心问题。

　　二、信息茧房：群体心理的组织化形式

　　台湾社会经常提到的“同温层”概念，有时是对同一类人进行归类，更多的时候则指具有相同观点或者行为取向的人比较容易聚集，进而形成“抱团取暖”的局面，颇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意味。这个概念和“信息茧房”在内涵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信息茧房”是由美国学者桑斯坦提出的一个概念，比喻信息传播中受众只关注自己选择的内容和使自己能得到安慰和愉悦的传播世界，如同“作茧自缚的蚕”。具有相似想法的人，每天都把自己归入他们自己设计的“回音室”（Echo Chambers），制造偏激的错误、过度的自信和没道理的极端主义。⑦比较而言，“同温层”概念比较泛化，“信息茧房”概念则比较明确指涉社会群体经过自觉信息过滤后蜷缩于信息封闭空间内不断强化群体自我认同的过程，能够更加确当地描述台湾社会诸多群体心理现象的真实样貌。

　　普通民众的观念差异性非常大，如果没有特定的聚合机制，很难向某一个方向集中，形成比较一致的认知，而不能形成一致认知的离散观念一般不会具有冲击性力量。群体观念聚合的关键在于组织。这里“组织”涉及有形组织与无形组织两种形态，其中前者是物质的，诸如社会群体的动员结构以及维持动员结构的物质支持结构等；后者则是精神的，主要指涉观念上的统一以及不断加强群体观念系统的排他性。从组织运行的角度来看，精神层面的支持关系重大，如果立场不坚定，或者思想不统一，一个组织或者机构很难长期运转下去。相反，思想坚定的团体可以产生比较强的依附感与献身精神，从而使团体获得较强的战斗力。因此群体的组织工作与意识形态（思想）建构工作虽然都很重要，但相比较而言，后者可能更为重要，因为它要解决的是“为谁而战、为何而战”的问题，是增强群体内部凝聚力的关键。

　　一般性群体天然具有的一些特征，诸如轻信，疏于逻辑思考等，为信息茧房的建构提供了可能性。信息茧房与群体行动相伴而生，是行动组织者利用群体天然特征在长期的群体行动中不断建构的结果。一方面，任何一种类型的群众——不管是同质的还是异质的，不管议会、民族还是俱乐部等等，只要还没有出现一个领袖来领导他们，他们就无法实现团结，采取共同行动。⑧另一方面，只要有群体行动，必然会产生领导者，而领导者则会引导和建构信息茧房，以加强群体的行动能力。能够组织起来展开行动的群体本来在观念上就有某种一致性，不相容观念的个体很难组织起来一致行动。一旦群体开始有组织的行动，领导者相比一般群体成员地位上的优势就会逐步显现出来。领导者利用这种优势加强对群体观念渗透，在逐步推动这些观念系统化的同时引导群体观念系统向设定的方向发展。揆诸台湾的社会运动，正是沿着这样的基本路径演进到今天。党外势力及民进党抱着政治目的介入社会运动，逐步取得了社会运动的主导权，进而将“反国民党”的观念渗透进去，使社会运动成为民进党夺权的工具。正如当初接受观念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一样，一旦一种观念占据了头脑，民众往往会懒得再去思考（更多时候是不知如何思考）它是否正确的问题，这种观念就逐步成为群体的主流观念，取得了排他性的地位。信息茧房于焉形成，其主流观念也成为信息茧房度量其他观念的标尺。

　　易言之，信息茧房天然具备对观念进行审查和对异己观念进行排拒的冲动。台湾社会长期存在的所谓“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吊诡现象，不过是信息茧房的一个侧面写照。在信息茧房里，相信什么与不相信什么，群体往往会自动选择，他们会自动过滤掉自己不想听的内容，却放大自己想听的内容。媒体也往往会投其所好，偏重于某一类信息的报道来吸引特定的受众群体。我们看到台湾不同色彩媒体固定受众的分布形态，大致就可以知道台湾社会信息茧房的基本样貌。信息茧房在政治领域的表现就是不同的政党拥有不同的“铁票”支持群体，即无论政党如何，这群选民都不改政党支持的初衷，其实质就是绝对相信自己所拥护政党所说的话，对其他政党的论述则一律采取排斥态度。这种支持结构，基本上就是一个大号的信息茧房，是台湾政治生态中的稳定结构。

　　信息茧房事实上不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即使不能禁绝其存在，也不允许表达。台湾社会的政治实践中可以看出，在信息茧房中，基本不存在辩论的空间，或者说通过辩论搞清楚事情的逻辑根本就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除非别有用心的领导者，信息茧房中的民众本来就没有多少逻辑思维能力，否则他们也不会安于信息茧房而不自知。在信息茧房长期信息过滤和观念排拒的压制与熏染下，群体成员的逻辑思维能力更是不断退化，甚至消失。因此我们看到台湾社会许多政治动员与政策宣传往往效果非常差，就是因为在很多时候相关的宣传信息只能止步于信息茧房之外。此外，通过辩论认知真理对于群体而言本来就是一个梦想。大量的研究已经表明，群体中的辩论，除非设定是非边界非常清晰的议题，或者主导辩论的领导者具有比较正确的观点，辩论只会加强个人的偏见，而不是使真理更加明确。从这个角度来说，辩论起的作用只是加强观点，而不是改变观点。因此对于信息茧房中的个人而言，如果观点与主流观点不一致，最明智的做法是要么闭嘴，要么离开。传播学理论中用“沉默的螺旋”表述这种现象，但在信息茧房中这是一个“沉没的螺旋”，时间长了，不同意见都会消失不见。

对于信息茧房而言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它是由少数领导者（组织领导者或观念引导者）引导与操纵的。对于这些领导者而言，有效的方法就是操纵信息环境，通过改变象征符号和控制宣传重点的方式，操纵大众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在这个结构中，公共事件与公众其实毫不相干，即使群体参与甚至是主导了公共事件，其中的个人也未必能搞清楚事情的全貌。对于参与的个体来说，这些公共事件“发生在一个遥远的地方，被幕后一个不知名权力操纵着——如果它们是可以被操纵的话。作为一个私人性的人，他根本不能确定发生了什么，谁在操纵，以及他将被引向何方”。⑨在信息茧房已经形成的情况下，群体领袖所要做的不过就是维持对群体信息输入的频度，或者说维持信息茧房边界的强度。信息茧房中的大众很少有主动性（或者是不具有主动性的能力），更难以影响和改变什么，他们的主要功能就是被动员，然后提供政治支持。当然，信息茧房本身可能提供某种利益，但更重要的是可以提供一种满足感和归属感，甚至提供个体和群体能够感知的某种神圣感。这些情感在很多时候可以代替是非标准与价值判断，成为群体行为取向的支配性力量。民进党在执政过程中屡屡凸槌，但其基本支持者却一直选择原谅，其中就可以看到高强度信息茧房的影响。更有甚者，当年陈水扁贪腐弊案爆发，仍有台南农民宣称“肚子扁扁，也要挺阿扁”。他们在信息茧房中创造出了“本省人被打压、台南娃被欺负”的叙事结构，居然能为“保扁行动”加赋某种“神圣感”，使这一活动维持了较长时间。

　　信息茧房的加强需要外部能量来源，一般来说这种能量主要来自于持续不断的组织与运动。通过这些运动，群体在一个方向上持续接受某种意识形态灌输，再加上信息茧房自身排拒异己观念的特性，信息茧房观念的纯化程度往往会越来越高。除非发生结构性改变，如维持信息茧房的组织形态被破坏，或者维持外部能量输入的运动方向发生偏转，否则信息茧房的强度很难被削弱。需要说明的是，个体成员经济条件以及社会整体经济发展遭遇挫折幷不一定影响信息茧房的强度，收入的降低反而可能被别有用心（或者下意识）地错误归因，从而反向加强信息茧房。在台湾社会群体中，将台湾经济长期不振归因于大陆“经济统战”者所在多是。因为这种错误归因的存在，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虽然能带给民众很大的利益，却幷不一定能减弱台湾社会信息茧房的强度。当然对于群体领导者来说，维持信息茧房是一门生意，他们自然会算计成本收益。但对于一般的乌合之众而言，经济状况倒真未必是维持信息茧房的主要原因，食不果腹却心系天下者幷不少见，他们参与群体行动在许多情况下是一种心理需要，与经济状况关系不大。信息茧房的这些特点意味着其观点比较容易走向偏激，因为更为激进的观点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个体的安全感，而对于群体来说更加激进的观点往往更能增强群体的凝聚力。揆诸台湾“独派”团体的激进化过程可以看出，其走向激进化事实上是信息茧房发展的自然结果，在这些信息茧房中，温和者要么变得激进，要么退出，根本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因此可以看到这些“独派”团体虽然经历了诸多人事变更，但激进化方向却一直无法改变。

　　三、民粹政治：反智社会的政治表达

　　信息茧房大量存在的社会大概率是一个反智社会。一般意义上的反智主义，主要指对思维生活及其代表人物抵触和质疑、经常性地贬损其价值的倾向。莫顿·怀特则区分了反智者与反智主义者，前者敌视知识分子，后者热衷于批评知识和生活中的理性知识主张。⑩本文所指的反智是指“反智识”。从台湾社会的政治实践来看，信息茧房本身的封闭性、排拒不喜欢信息等特征决定了其内部理性讨论空间非常逼仄，反智主义的流行是一个大概率结果。近年来台湾社会“名嘴”荒腔走板的论调迭出不穷，诸如“大陆人民吃不起茶叶蛋”、“大陆冬天缺煤拆桌子生火取暖”，都曾经堂而皇之出于电视媒体节目中所谓“专家学者”之口。这些所谓的“专家学者”以自己的努力，成功地把“名嘴”变成了一个侮辱性词汇。不过问题倒不在于这些“名嘴”们怎么说，而是他们敢这么明目张胆在大庭广众之中胡扯暗示的事实是：确实有人喜欢听听这些论调，可能还是为数不少的特定人群喜欢听。这应该是比较典型的反智社会特征，规模比较大的人群罔顾事实与常识，只接受自己喜欢听的论调，排拒自己不喜欢的信息。这种现象反过来又吸引着一批为稻粱谋的知识分子趋之若鹜，不断向社会智识发起挑战，致使谬种流传，智识受到压制，社会反思的能力更是遭到极大削弱。

　　民粹主义与反智社会大约是伴生的现象，二者共生与发展的历史和逻辑起点在于代议制下信息茧房的形成及不断扩大。台湾社会民粹主义的扩张近年来明显有加速的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反智社会的政治表达。按照米勒的定义，“民粹主义是一种特定的对政治的道德化想象，是一种在政治领域内一群道德纯洁、完全统一，但在我看来纯属虚构的人民，对抗一群被视为腐败的，或其他方面道德低下的精英们的认识方式。”⑪民粹主义幷不反对代议制，相反代议制是民粹主义的温床。以定期选举为特征的现代西方代议制下的政治动员，在多数情况下与社会理性能力的提升是相悖的，尤其是进入互联网时代以后，降低聪明与愚蠢的标准，让人们更容易信服极端立场已经成为政治人物较优选择。在内华达州共和党初选中赢得高中或以下教育水平者中57%的选票之后，特朗普说“我热爱教育程度低的人”。⑫事实上，民进党发展初期早就把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作为主要的支持基础，只不过近年其支持结构才有所改变。

　　民粹主义和反智社会到底是谁成就了谁，因篇幅所限，这里无法深究，但以目前时间横断面来看，二者关联性非常明显。作为一种特定的政治道德化想象，民粹主义的论述结构主要由“悲惨的过去、不堪的现在、美好的未来”三部分组成，这在世界范围内大约都是一样的，是民粹主义的标配。民进党对国民党的污名攻击甚至是全盘否定，在能源问题上对核能的不堪描述，都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对过去与现在的否定是民进党定位自身的一种方式，在这个结构中，他们被设定为天然的领导者。民进党的民粹主义想象不但指涉政治精英，而且要求大众也必须具有这种想象。只有这样，大众才能相信其极端主义立场。极端主义立场往往以错误事实而非意见不同为基础，要理解那些事实错误，不但需要基本的知识，还需要批判性思维的能力。以此来看，民粹主义本来就有反智的倾向，或者说反智社会天然满足民粹主义的需要。民粹主义的施政本来就经不起推敲，因此根本不需要甚至要消除来自民间的批判性思考。民进党自上台以来利用公共资源推行“去中国化”的教育改革，推动割裂两岸文化联系的历史建构，扩大社会对立与分裂，利用宣传机器对正常智识发动攻击，就是要模糊台湾社会的是非界限，消除民众对智识的敬畏之心，降低聪明与愚蠢的标准，促成反智社会形成，进而在此基础上达成民进党“永续执政”的目标。

　　民粹主义不是单纯的平民政治，而是精英主义在现代社会的延伸与发展，只不过精英的权威来源，由原来依靠军事力量或者是世袭制度变成了依靠所谓“民意”的形式。台湾社会在1980年代以前幷没有显示出民粹主义的典型特征，主要原因在于，威权主义结构下民众的声音无法全面影响政治系统，尤其是精英甄补与政治决策过程，受民众意见影响不如2000年以后那么大。易言之，信息茧房对台湾政治的影响是在所谓“民主化”的过程中产生幷发展起来的。民粹化是目前西式民主制度发展道路中较差的路径取向，而台湾偏偏就选择了这种路径，在某些面向上已经出现了“拉美化”的迹象。信息茧房的大量存在为民粹主义提供了坚实的支持基础，执政精英用理念的约束和少量的利益收买就可以聚拢一批乌合之众，以高度组织化的方式控制一盘散沙的社会，从而在政治纯粹的集体幻象中将精英主义政治推向新的高度。

　　民粹主义的问题在于社会失去了检讨与制衡的能力。一方面，特定政治人物或者政党以“民意”为幌子在政党政治结构中建立起无法动摇的优势；另一方面“民众”变成带有某种神圣色彩的社会存在，根本不容批评。群众会不会犯错？从逻辑上讲是会的，但即使认知到这种错误，现实政治中却不允许表达，更不允许批评。政治人物自然明白这些道理，于是政治人物不但不会设法矫正民众的错误，反而会迎合他们。就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所说的那样，政治人物会“奉承他们的偏见，背叛他们的利益”。特别高明的政治人物不只会迎合当前的错误观念，还会引导满怀感激的民众，朝向明天“更好、更新颖”的错误观念进发。他们会说出民众想听的话，甚至把民众“以后”想听的话也一幷托出。⑬台湾政治选举甚至平时的政治运作中，“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场面早已是司空见惯寻常事。从这个角度上说，所谓“争取民意”不过是引导、操纵民意的委婉说法而已。或者说，期待“民意回归”是个假问题，而引导与操纵民意才是问题的本质。

　　民粹主义很少将政策绩效作为执政的基础。作为一个想象的道德秩序，民粹主义者执政的基础性支撑是想象中的道德结构，以及政治人物或政党在这个结构中的核心地位。在民粹主义者制造的神话中，世上存在一个真正的人民群体，一个同质性的、永远正直的人民，全体人民可以通过一个声音表达心声，而民粹主义者就是这个声音，是人民独一无二的道德代表。民粹主义习惯于将政治对手“非法化”，指控自己的竞争者“非法”幷不是在表达政策分歧，而是将政治对手妖魔化，“揭露”他们的人格扭曲或道德腐败。⑭这是民粹主义的一般性特征，但用来描述台湾政治毫无违和感。民进党上台以后，尽管民生经济口号喊得震天响，但执政绩效却幷不是其施政时首要考虑的目标，不然就不会出现不顾经济发展而强化两岸对立的行为。

　　台湾的民粹政治主要有三个关键的支撑性结构。（1）民进党一直试图给自己打造“台湾人代表”的形象，所谓“本土”、“爱乡土”等诉求基本反映了这种企图。（2）对立的政治结构，以民进党为代表的民粹主义者永远需要一个敌人，这个敌人以前是国民党，现在是大陆，而且这种政治对立结构与政治冲突被赋予了强烈的道德意涵，民进党在这个结构中一定会把自己塑造成“被打压”和“被欺负”的受害者形象。（3）对信息茧房的控制。民进党以前经营的“本土化”论述建构，近期推动的所谓“认知作战”，都是通过意识控制强化所谓“民意”支撑结构。在上述结构下，通过揭露腐败或者以政治人物的道德问题打击民粹主义政治人物声誉的想法往往显得不切实际。有了上述这些结构的保护，民粹主义者凡事皆可甩锅，于己不利的所有事情都可以将责任推到敌对者头上，民进党最常用的伎俩就是甩锅给大陆或国民党。这里问题的关键不是在于他们如何甩锅，而是他们的说辞可以被信息茧房中的乌合之众接受。在“非我族类”的心理结构下，信息茧房控制的民众会选择性地忽视于他们不利的信息，甚至可能将这些信息进行反向解读，把负面行为解释成为“我群”崇高目标服务的手段。当年陈水扁贪腐案浮出水面后，“急独”势力迅速提出类似说法，认为陈水扁贪腐是为“台独”积累资金，这种说法一时沦为笑柄，但从民粹主义的视角来看，却不是偶然。

　　四、结语

　　台湾的民粹主义政治是结构失衡的结果。一旦政治人物或者政党大范围建构幷控制了信息茧房，社会对政治的制衡作用就会大大削弱，台湾社会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民间社会基本无法制衡民进党。以前曾被寄以厚望的社会运动，后来越来越暴露出民进党夺权工具的真面目。事实上民进党上台后台湾已经看不到像样的连续性社会运动了。在乌合之众无法组织起有效制衡的社会中，社会未来的发展将会增加许多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境下，所谓“选贤与能”的诉求只能是镜花水月，相反选举只能选出那些受过专业训练、能说会道，却“诚心诚意”不在乎政绩的人。“很多政客会聘请经济学家提供咨询，但是雄辩大师却主导其事，因为他们拥有最宝贵的政治技巧，知道如何在正确和受欢迎之间谋求最适当的平衡。”⑮在民粹主义者的利益与执政绩效不冲突的时候，执政绩效尚能够被尊重，但当二者冲突时，执政绩效是首先被牺牲的对象。

　　台湾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发展颇积攒了些家底，但民粹主义政治的扩张与膨胀却使未来发展之路颇不乐观。从政治结构变迁的角度来看，台湾目前的发展模式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在“吃老本”，也可以称其为“消耗式发展”。一方面，民进党当局将大量的资源耗费在两岸对抗上，尤其是对美国交的保护费，就是一个无底洞；另一方面，台湾社会的反智倾向缓慢销蚀着社会理性，而缺乏理性空间的社会很难实现持续性的稳定发展。这种局面有没有解？现在来看很难，因为反智倾向的社会基础已经形成，台湾正在滑入民粹主义的渊薮，如果没有外力强行大面积改变乌合之众的群体观念，仅依靠民间的自觉意识短期大概很难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目前台湾的发展已经出现了比较多的问题，例如能源问题，明明“废核政策”问题很大，而且曾经“公投”通过了“以核养绿”的提案，但在2021年底举办的所谓“四大公投”中，“重启核四”仍然被多数否决。这不过是台湾社会问题的冰山一角，⑯至于未来发展状况如何，只能交给时间去检验了。

　　注释：

　　①这里的“理性”采用简化的概念，指的是社会大众对社会治理与发展目标设定与实施过程看法以及相关行为取向的逻辑自洽性。

　　②严格来说是勒庞的著作被译作《乌合之众》，这本著作版本很多，但基本都采用了“乌合之众”的译名。

　　③（法）古斯塔夫·勒庞着，佟德志、刘训练译：《革命心理学》，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111页。勒庞文中所谓的“群众”概念与本文的“群体”概念其实指涉的是同一类人群。

　　④ （英）蒂芬妮·史密斯着，林金源译：《情绪之书》，（台湾）木马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191页。

　　⑤ （美）史蒂文·斯洛曼、（美）菲利普·费恩巴赫着，祝常悦译：《知识的错觉》，中信出版社，2018年，193页。

　　⑥刘海龙着：《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性》，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年，68页。

　　⑦（美）凯斯·桑斯坦着,毕竞悦译:《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转引自彭兰：《导致信息茧房的多重因素及“破茧”路径》，《新闻界》，2020年第1期。

　　⑧（法）古斯塔夫·勒庞着，佟德志、刘训练译：《革命心理学》，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117页。

　　⑨刘海龙着：《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性》，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年，68页。

　　⑩（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着，张晨译：《美国的反智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2021年，7页。

　　⑪（德）扬-维尔纳·米勒着，钱静远译：《什么是民粹主义》，译林出版社，2020年，25页。

　　⑫（美）苏珊·雅各比着，曹聿非译：《反智时代：谎言中的美国文化》，新星出版社，2018年，4页，309页。

　　⑬（美）布莱恩·卡普兰着，潘勋等译：《理性选民的神话》，（台湾）大牌出版，2016年，285页。

　　⑭刘擎为《什么是民粹主义》中译本所作序言，见（德）扬-维尔纳·米勒着，钱静远译：《什么是民粹主义》，译林出版社，2020年，9页-10页。

　　⑮（美）布莱恩·卡普兰着，潘勋等译：《理性选民的神话》，（台湾）大牌出版，2016年，287页。

　　⑯陈星着：《台湾社会：徘徊在十字路口》，《现代台湾研究》，2022年第1期。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2年6月号，总第294期）

*原文链接：http://www.crntt.com/doc/1064/4/5/8/106445888_2.html?coluid=238&kindid=13352&docid=106445888&mdate=0818123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