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民进党分离主义的三大目标 作者：沈惠平（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副教授、博士，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研究员；曾杨雪（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摘要】民进党分离主义的目标可分为“政治台独”“经济台独”和“文化台独”三大方面。“政治台独”是指民进党企图通过解构一个中国原则，以“立法”或“公投”等方式让台湾地区成为一个事实与法理都独立的“主权国家”。在“政治台独”难以实现的情况下，民进党企图通过推行“南向政策”或“新南向政策”等摆脱依赖祖国大陆的“经济台独”。不过这样的企图是没法得逞的。因此之故，民进党把目光转向思想文化领域，企图通过在历史、文化等领域的“文化台独”，割裂台湾与祖国的历史文化联系，为政治上、法律上的“台独”奠定基础。 民进党长期推动“台湾本土化”或“去中国化”的分离主义运动〔1〕，其目标是要全面清除台湾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教育等领域的中国元素。换言之，民进党分离主义的目标是要去除根深于台湾土地上的中国意识及其背后的中国元素，因而将一切与中国有关的政治、历史、文化等元素或符号视为对立面，如对“孙中山”“蒋介石”，以及有“中国”字眼的各类名称，甚至对中国国民党这个政党都抱有相当敌意，急欲去之而后快。〔2〕具体而言，民进党分离主义的目标可以分成政治、经济及文化三大方面。 一、“政治台独” 民进党分离主义的首要目标是“政治台独”，也就是民进党在政治上欲实现的终极目标，即解构一个中国原则，以“立法”或“公投”等方式让台湾地区成为一个事实与法理都独立的“主权国家”。 1、“政治台独”的意涵 “政治台独”是“台独”的本来属性，也是“台独”的原初形态。它在学理上很难获得一个精确的定义，因为“政治台独”包罗了“台独”的万象，涉及到以实现政治上“独立”所需要具备的各类内外要素和实践方式。〔3〕易言之，所有的“台独”主张，其最终目的都是“政治台独”——使“台湾独立”在国际社会及岛内社会中取得高度的正当性。“政治台独”成败的关键，在于实质上“台湾主权独立”能否获得够高的正当性，使絶大多数台湾民众确信台湾与中国大陆在法理上毫无关系。至于形式上有没有换“国号”（正名）、有没有改“宪法”（不论“修宪”或“制宪”），都祗是“政治台独”的落实手段之一，并非其必要条件。民进党“台独党纲”的核心目标是“建立台湾共和国”，是典型的“政治台独”。民进党的分离主义主张，并非仅仅体现在1991年的“台独党纲”中。1999年的“台湾前途决议文”和2007年的“正常国家决议文”均是具有分离主义内容的政党文件，它们与“台独党纲”具有相同性质和同等效力。一般认为，“台湾前途决议文”是对“台独党纲”的进一步诠释，“正常国家决议文”的“政治台独”色彩最浓。 “政治台独”这一目标从法理层面即称为“法理台独”，或是在政治上推行隐性的“法理台独”。所谓“法理台独”，就是民进党以所谓“宪法”和“法律”形式，打着“民主”的招牌，通过“公民投票”的方式，达到“宪政改造”或“制定新宪”的目的，为“台独”提供“法律”支撑，从而改变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达到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结果。〔4〕“‘法理台独’的本质就在于，它要彻底地终结法统、改变法源，切断台湾与祖国大陆之间在领土与主权方面的联结，最终在台湾建立一个独立于中国之外的主权国家。”〔5〕具体来说，“法理台独”的核心内容就是在所谓“新宪”里重新定义台湾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界定其“领土”为台、澎、金、马和人口为2300万。即在国际法和“国内法”的体系上，都确认“台湾”与“中国”拥有各自独立、彼此平等、不相隶属的“主权”，因此，台湾在中国之外自成一个“独立国家”，而两岸关系的性质即是“国际关系”。“‘法理台独’的核心目标，不在‘宪法’‘国号’这些形式，而是要使岛内社会和国际社会对‘台独’的正当性形成‘法的信念’。”〔6〕 2、实现“政治台独”的方式 首先，实现全盘“本土化”和“台湾化”。一般认为，台湾“本土化”运动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蒋经国全面掌权时期。当时国民党当局出于巩固政权的目的而推行政治“本土化”，开始大量启用台湾本土籍“精英”人物，国民党以外人士则抓住机会打着“本土化”旗帜积极开展党外运动。民进党将分离主义诉求与“本土”身份认同结合起来，为“本土”身份加赋了道德色彩。于是，以前主要应用于人类学和社会学理论分析的“本土”概念被加赋了政治和道德意涵。这种伦理建构主要体现在“台湾主体意识”的想象及其与台湾“主权”的连接上。〔7〕尤其是民进党上台后，通过“立法”“修法”活动，逐步强化台湾地区“法律体系”中的“本土化”因素，推动台湾民众“国家认同”观念的转变。在弱化“法律体系”中的一个中国规范约束力的同时，台当局还通过各种形式的“立法”活动，将台湾地区政治转型过程中呈现出的“本土化”因素融入“法律体系”当中。〔8〕例如蔡英文上台后，民进党当局立即废除马英九执政后期所进行的“课纲微调”、重塑“台湾主体意识”，以及推动“本土化”运动的再扎根，其目的企图是透过彻底的“去中国化”，使台湾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进而推动实际的“法理台独”，在国际法上成为一个“独立国家”。 其次，不遗余力地推动“宪改”和“公投”。陈水扁上台后，民进党将“制宪”“公投”等“法理台独”基本形式付诸实践，不断升级“法理台独”的冒险活动。如果说李登辉的“两国论”和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祗是政策上的宣示，那么，2003年11月27日“公投法”的通过，则标志着“政治台独”具有了合法的依据。在2004年大选中，陈水扁启动“公投法”第十七条的所谓“防御性条款”，在大选当天同步举行了台湾历史上第一次“公投”。“陈水扁连任后为了摆脱倒扁危机，转移民众的视线，高调推动‘制宪’，在出席‘台独’大佬辜宽敏的寿辰时，大谈‘第二共和宪法’。他表示要参考辜宽敏的建议，冻结目前的‘宪法’，制定符合台湾现状的‘中华民国第二共和宪法’，强调实施时机是现在进行式。”〔9〕虽然蔡英文上台后不会像陈水扁一样明目张胆地搞“法理台独”，但以政治改革为名，谋求实质修改“宪法”，降低“修宪”“公投”门槛，降低投票年龄，修改选举制度，为进一步修改“固有领土疆域”和“国旗”“国号”“国歌”等做准备。“这是一种变相‘法理台独论’，即推动‘准法理台独’与‘释宪台独’。”〔10〕很显然，民进党长期致力于在“宪制”层面以诸如“制宪”“修宪”“释宪”等方式，推动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解构，目的是为了实现“政治台独”。 最后，完成台湾的“国家化建构”。“台湾是（或应当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是民进党分离主义的核心观点，而实现台湾的“国家化建构”则构成实现这一目标具体过程的本质性描述。所谓台湾的“国家化建构”，其核心在于通过一系列政治行为和法律规范，将原本祗是一个国家组成部分的台湾，从内、外两个层面对其进行“主权独立国家”的外形包装。一方面，在推动“宪政改革”的过程中，民进党不断强调台湾民众直选“总统”和“立委”的“主权”建构意义，完成台湾“国家化”的内生性建构；另一方面，在外事活动中，民进党不断强调“台湾”与“中国”的区隔性，以及“台湾”与“中华民国”的等同性，完成台湾“国家化”的外生性建构。〔11〕也就是说，民进党除了在“宪制”层面推动“法理台独”活动外，还积极致力于从台湾地区“法律体系”切入，推动完成所谓“台湾国家化”建构的“法律规范”确认。即通过“立法”“修法”活动，以“法律”虚置“宪法”，达到逐步弱化台湾地区“法律体系”中的一个中国规范约束力的目的〔12〕。简言之，民进党企图以各类法律规范为载体，强化“台湾国家化”建构，赋予台湾民众以“台湾人”的法律身份，从国际法层面彰显“台湾”的“主权国家”地位，以此为“政治台独”提供法理支撑。 总之，民进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政治台独”，其标志是彻底废除“中华民国宪法”，制定并通过“新宪法”。也就是说，民进党企图通过“修宪”或“制宪”等途径来改变台湾的“法律地位”、完成台湾的“国家化”，使台湾“由不是国家的状态变成一个所谓的‘正常国家’”〔13〕。不过，由于“政治台独”或“法理台独”将直接踩到《反分裂国家法》的底线，因此民进党即使在完全执政的情况下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宣示，祗能透过渐进式的“台独”行径聊以自慰。 二、“经济台独” 民进党内始终存在着一股力阻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的暗流，惧怕“台湾经济过分依赖于大陆”，导致从经济整合步向政治统一，而损害“独立建国”事业〔14〕，于是提出了诸如“南下战略”“新南向政策”等经济替代战略，试图将台湾的投资与经贸合作的重点转向东南亚国家以获取经济增长新空间，同时有效减低对大陆的市场与政治依赖。 1、“经济台独”的意涵 “经济台独”是两岸经贸交往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在两岸隔絶时期，经贸交往停滞，两岸在各自的体系内发展经济，因而不可能产生“经济台独”这一“台独形式”。1987年两岸恢复接触后，台湾地区对大陆投资日益增多，大陆在人力成本、市场前景、政策优惠和发展空间上的优势，引发了台湾的产业转移。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祖国大陆和台湾的经济实力对比出现“反转”，祖国大陆在经济规模、消费能力和发展速度上，已经对台湾形成絶对优势，台湾对祖国大陆的经济依赖日渐加深。在这一情势下，“台独”的经济基础逐渐丧失，一些主张“台独”的势力和人物开始提出“经济台独”的思想，意图摆脱台湾经济对于中国大陆的依赖，重塑“台独”的经济基础。〔15〕无论是陈水扁念兹在兹的“南向政策”，还是蔡英文提出的“新南向政策”，都是希望将台湾经济从对于大陆的依赖中解脱出来，为台湾经济寻找新的出路和着力点。2002年8月，陈水扁当局提出了《南向政策行动纲领草案》，正式启动第三轮“南向政策”〔16〕，其主要目的是为配合“台湾要走自己的路”的“台独”战略：“即通过鼓励台商投资东南亚，分散台商对中国大陆投资，避免台湾经济对大陆的过度依赖，为未来“台湾独立”创造条件。”〔17〕陈水扁当局试图以此“战略”弱化台湾与大陆的经贸关系，降低两岸经济的依存度，增加其在两岸关系中的筹码，为实施其“台独”政治服务。 2016年蔡英文上台后推行“新南向政策”，试图摆脱政治孤立和大陆政治、经济影响力。“蔡英文所提出的‘新南向政策’，分解台湾对大陆经贸依存‘风险’的意图十分明显，甚至隐含着‘经济去中国化’的政治企图，以阻断两岸经济融合的趋势。”〔18〕也就是说，蔡英文执政后，民进党当局围绕如何建构、维护“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这一“台独”主轴来设计其所有的两岸政策论述、两岸关系发展以及两岸经贸往来与涉外战略等。“新南向政策”的核心与长远目标就是为最终“脱离中国”、实现“台湾独立”创造条件，因此可以视为经济上“远中脱中”的“经济台独”，与“文化台独”“政治台独”共同构成蔡英文的“台独路线图”。〔19〕简言之，民进党面对祖国大陆快速经济崛起、台商大量投资内地及两岸经贸来往日益深化的局面，有一种自然而然的政治恐慌，害怕两岸之间因过强的经济关联而导致政治被严重套牢。“因此之故，民进党一直在寻求所谓的‘台湾经济自主性’，即台湾经济相对于大陆市场的依赖性被控制和减低到一个可预测和可调节的范围之内，不使经济关联和利益互持对台湾政治决策产生结构性影响。”〔20〕
2、实现“经济台独”的方式 首先，推行“南下战略”“新南向政策”等经济替代战略。陈水扁上台后，民进党当局延续李登辉时期的鼓励台商回台湾投资的“回收战略”与所谓的“南下战略”。为达到逐步减少对祖国大陆经济的依赖，陈水扁当局于2005年出台了所谓的“台商返国投资奬励措施”，试图通过税收减免政策等，吸引已经到大陆投资的台商撤资而回到台湾投资。2016年民进党重新执政后，迫不及待地推出“新南向政策”。在民进党当局看来，马英九执政时期与大陆走得太近，过分依赖大陆市场，要与大陆相区隔，就必须首先减少两岸经贸往来，“不让市场过度依赖中国”〔21〕。民进党当局推行“新南向政策”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在经济层面上，鉴于大陆经济发展对台湾地区“磁吸”效应增加的现实和东南亚、南亚地区经济发展日益蓬勃兴盛，促使民进党当局强化与这些国家的经贸往来，以提振台湾地区经济与减轻对大陆经济依赖；二是在政治层面上，民进党当局至今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在与中国大陆的关系降至历史低点、台当局日趋孤立的局面下，其希望“以经促政”，在与“新南向政策”目标国家经贸往来、人文交流过程中逐步发展为“外交关系”以找到政治上的突破点。〔22〕简言之，民进党当局推行“南下战略”或“新南向政策”表面看是为台湾经济转型寻求出路，但其实质是为了弱化两岸业已形成的经济联系，以减轻对大陆的依赖。 其次，企图与祖国大陆“经济脱钩”。民进党一直将台湾经济低迷等原因归咎于祖国大陆，诬称祖国大陆“透过国家力量补贴与扶植特定产业，更让台湾企业受到严重冲击，且日益以大陆为核心”；渲染祖国大陆对台的影响力日深，“已经有系统、有组织地深入台湾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以国营企业为主的中资来台，往往并非纯粹商业考虑，不仅引发‘国安’问题，也使台湾日积月累的商业文明与社会基础受到侵蚀”〔23〕。2016年蔡英文上台后，在就职讲话中明确提出“告别过去以往过度依赖单一市场现象”的主张，是谋求两岸经济“脱钩”的重要讯号。蔡英文用“告别”一词，就宣告了民进党当局有意切断两岸经济往来、要两岸经济“脱钩”之意，即企图寻求“经济台独”。〔24〕2020年蔡英文连任后强调要全力、全方位投入供应链的重组，打造新台湾经济，实际上仍然延续了其上任迄今的经济“脱中”策略。“通过藉助中美竞争加剧和疫情导致全球供应链重组的国际环境大变动，推动‘台商回流政策’‘新南向政策’和谋求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关系摆脱对中国大陆的经济依赖，实现其经济‘脱中’的目的。”〔25〕简言之，不论是陈水扁还是蔡英文上台执政，民进党当局均企图推动台湾经济脱离与大陆经济的紧密联系。但台湾要想改善与发展经济，“必须倚靠大陆市场，‘脱钩’纯粹是个伪命题”〔26〕。 最后，谋求美国支持其“经济台独”。民进党一直试图以政策力量对抗两岸间密切的经济关系，以经济上的“去中国化”换取依附美国的政治资本，以两岸间经济“脱钩”带动岛内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全面脱钩”，政治目的昭然若揭，即如果“经济台独”得逞，其实现“法理台独”梦就为期不远。蔡英文上台后，民进党当局紧随美国脚步、效仿美国与中国“脱钩”的强力做法和手段，如召回制造业回台、与美重组供应链等，干扰了台商的判断和选择，降低了两岸产业间的联系，对两岸经济关系造成了不可忽视的损害。同时，包括台积电在内的岛内企业配合美国要求，从产业上端的技术、中端的制造、下端的市场与中国大陆进行产业“脱钩”。此外，受制于美国的威慑，台湾信息通信业厂商也是抱团从大陆加速撤资，仅2019年就向外转移10个百分点的产能，两岸间的产业联系进一步被隔断。〔27〕简言之，民进党当局将“反中亲美”作为“新经济发展模式”政策的主轴，推行一条“拒斥大陆，靠向美国”的“经济台独”路线。“但民进党坚持以意识形态挂帅，以分离主义思维规划发展路径，其‘拒斥大陆，靠向美国’的经济发展路线背离了两岸经济合作发展的大趋势，属于典型的‘开错药方’，未来成效难言乐观。”〔28〕 总之，民进党一直不愿看到台湾经济过于依赖祖国大陆，更不愿看到两岸经济联系不断密切，从而推动政治上走向统一。无论是“南下战略”还是“新南向政策”，其出发点不是建立在单纯的区域经济发展布局基础上的，而是以“告别以往过度依赖单一（大陆）市场现象为目标的，旨在推动‘远中脱中’，是‘经济台独’的集中表现”〔29〕。但数十年来两岸经贸合作形成的结构稳定而牢固，两岸产业链存在不可替代的紧密关系，如此强大的客观现实让所谓“经济台独”之路行不通。民进党当局妄图与大陆搞经贸切割，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妄图绕开大陆无异于“经济自杀”。 三、“文化台独” 在“政治台独”“经济台独”等已经无路可走的情势下，民进党试图通过“文化台独”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所谓“文化台独”是一种以确立“台湾主体性”为价值取向，以“去中国化”为显着特征，为“政治台独”制造舆论和理论基础的社会文化思潮。它也是人们对以民进党为首的分离主义势力在文化领域推动“台湾独立”的言行的总称。〔30〕长期以来，“文化台独”都是民进党主要的指导方针和政治路线之一，同时也是民进党分离主义的重要目标之一。 1、“文化台独”的意涵 “文化台独”是一种从历史、文化、教育、意识形态、社会生活等领域削弱甚至切断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联系，建构、培植以“台湾独立”为“主体”的历史、文化、民族和国家认同的思潮和行为。“其目的就是反对区域性的台湾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企图从文化体系上把台湾文化从中华文化中剥离出去，进而为台湾脱离中国奠定一定基础。所以‘文化台独’本质上就是要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最终达到‘台湾独立’的目的。”〔31〕民进党试图通过文化教育和大众传媒等机制，以意识形态的灌输和舆论宣传的导向在文化、历史等方面推动“去中国化”，塑造所谓的“台湾主体性”，营造“台湾独立”建国的合理性、正当性，在文化领域推行为分离主义路线服务的政策。易言之，“文化台独”本质上企图从历史、文化领域藉助“本土化”的名义而极力推行“去中国化”，割裂台湾与中国的历史、文化联系，反对和清除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认同。因此，在“一个中国”概念中不仅要去除政治、法律的涵义，而且必须进一步去除文化、历史的涵义，为政治上、法律上的分离主义路线奠定基础。 “文化台独”的核心是歪曲、篡改台湾历史，“蓄意把台湾史与中国史分割甚至对立起来”。早在1994年底，在民进党“立委”主导下，“立法院”通过了一个名为“台湾史应成为本国正统历史”的临时提案，要求“教育部”予以贯彻。民进党“立委”在讨论该提案时，极力鼓吹历史教材“应分为台湾史、中国史”，并“以台湾史为主体”，改变过去教科书中把台湾论述成“中国化、正统化、工具化、典范化”的状况，建立“以台湾为主体的历史观”云云。〔32〕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民进党当局所属的“国立编译馆”立即推出了一套初中一年级新教科书《认识台湾》，宣扬“脱中国化意识”，鼓吹“台湾主体意识”；此后，相继出台诸如用通用拼音取代汉语拼音、公务员考试用闽南语出题、将中学历史中明朝以后的历史放进世界史教学等一系列措施，以“摆脱大中国意识的笼罩，努力建立台湾的主体意识”。“这些措施都是通过有计划、有目的地在教育领域推动‘意识形态台湾化’，培育以‘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为核心的‘历史观、文化观、民族观与国家观’。”〔33〕2016年蔡英文上台后，民进党当局试图通过切割两岸共同历史文化的“去中国化”教科书，培养青少年的“分离史观”和“台独”思想，使台湾青年不认同中国与中华文化，并大力宣扬“台湾意识”“台湾主体意识”，以达到否定“一个中国”、让广大青少年成为其“渐进式台独”后备军之目的。〔34〕概言之，“文化台独”意在否定中国历史是台湾历史之源，否定中国文化是台湾文化之主体，否定台湾人是中国人，其实质是在历史、文化、民族和国家认同上否定一个中国原则，为“台湾独立建国”铺路。 2、实现“文化台独”的方式 首先，虚构一种独立的“台湾文化”。民进党一直试图通过强调“台湾本土文化”“台湾文化主体性”等，分割“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内在联系，确立以“台湾为主体的历史、文化和教育观念”，切断台湾同胞的历史记忆和文化情感，进而形成“台湾的国家认同观”〔35〕，为“台湾独立”建国”培植文化基础和精神基础。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刻意矮化中国文化，强调所谓台湾文化的‘独立性’和‘优越性’。鼓吹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不同，台湾是‘海洋文化’，中国是‘大陆文化’；主张台湾文化的多元性，中国文化祗是台湾文化的一部分，甚至污蔑中国文化是‘落后’的，必须加以‘淘汰’或‘彻底抛弃’”〔36〕。陈水扁曾在多个场合散布诸如“台湾文化不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支”“台湾应成为南岛语系的中心”等误导性言论；甚至抛出“台湾最早住民是矮黑人”“原住民源自南岛语系”等历史虚无主义论调。〔37〕蔡英文上台后，民进党当局把突出“台湾主体性”，强调“多元化”，以及构建“台湾新文化”作为其推进“文化台独”的主要策略。〔38〕例如，新版高中《台湾史》重在截断“中华文化”的起源。在讲述台湾民间信仰、风俗习惯、宗教伦理、传统艺术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等情况时，祗是一味强调台湾所谓“多元文化”，以此否定台湾文化以“中华文化”为主流与核心价值的事实，企图以此割断两岸文脉关系。〔39〕简言之，民进党片面虚化中国文化在台湾文化中的地位，鼓吹“一种独立的台湾文化”，企图制造“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对立，从而为“台湾独立建国”培植文化基础和精神基础。 其次，改造台湾民众的“文化认同”。“本土化教育”是民进党从历史教育、文化教育方面进行的“去中国化”教育，而“乡土教学”是其推行“本土化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2001年，陈水扁当局公布的“本土化教育”政策规定，中小学专设“乡土语言”课，中、小学生必须在客家话、闽南话、原住民话中选修一种，以此冲淡和弱化与普通话接近的“国语”在台湾的地位。2002年，民进党当局要求台湾学生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提前实施乡土语言闽南语、客家语的“音标符号”系统教学，以图进一步切断台湾与祖国大陆的文化纽带。蔡英文上台后，民进党当局更深入改造台湾民众的“文化认同”，主要表现为重新定义“国语”和“国文”。一方面，通过“立法”，将“国语（汉语）”贬为“华语”，与闽南话、客家话、少数民族语言等并列为平行通用的“官方语言”；另一方面，设立“闽南语公共电视台”等，在媒体、学校推广“弱势母语”，还把日语混入“客语认证词彚资料库”。同时，在新课纲的语文部分，大幅降低文言文在教学中的比例，不再以“四书”作为价值基础，去除“唐宋八大家”的经典文章，甚至为迎合“台湾主体意识”，将《大甲妇》等一些冷僻古怪、品质粗劣的“台湾古诗文”和“湾生”日本人写作的文言文列为备选。〔40〕简言之，“文化台独”的本质是民进党分离主义的扎根策略，它主要以教育为手段，以潜移默化方式改变台湾民众的文化及政治认同，企图使台湾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进而推动实际的“法理台独”，在国际法上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最后，抹去台湾的“中国印记”。陈水扁执政期间曾经试图抹去台湾民众心中的“中国符号”，将海外侨胞区分为“华侨”“台侨”，将加入美国国籍的台胞称为“台美人”而不称为“美籍华人”，企图以“台侨”取代“华侨”，切割台湾与中国海外侨胞的历史渊源与关系，切割台湾人与中国人的关系；加紧清除象征中国的各种标志、口号、符号、特征、图案和名称，在护照上加注“台湾”英文字样，更换“新闻局”局徽，企图将台北故宫博物院改名为“福尔摩莎博物馆”等，妄图从称谓上给世人造成“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台湾不属于中国的印象。为加快推动“文化台独”，陈水扁当局还鼓动公立大学将原有的中文系归并至外国文学系，用文学鼓吹“台独”，设立“台湾文学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蔡英文上台后，民进党当局企图建构以“台湾”为核心的文化、民族与国家认同，从历史观、文化观、民族观上，向台湾民众灌输“台湾独立意识”，改变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为“政治台独”寻找突破口。同时，民进党推动制定“文化基本法”，其中提出“台湾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旨在落实、强化、推动台湾“文化主体性”，公开利用法律手段推动“文化台独”。简言之，民进党片面强调台湾文化的特殊性及“主体性”，推行“台独史观”与“殖民史观”课纲，有计划地消除台湾社会的中国或中华文化象征、符号与标识，大搞“去中华化”，造成“中国”符号在台湾地区的式微，而“台湾”符号兴起，原来属于台湾本乡本土的地方意识和地方文化，被强硬地添附上“国家”的意涵。其实质是从根源上割断台湾与祖国的天然联系，从而达到拒絶认同“一个中国”、抗拒统一的目的。
总之，在“法理台独”等难以实现的情况下，民进党一直推动“文化台独”先行，从历史、文化、教育、意识形态、象征、符号、标识等多方面，推动“去中国化”“去中华化”及塑造“台湾国”历史、文化、教育、观念意识等一系列政策，割断台湾与祖国的文化关系，制造“台湾本土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对立，意图从根本上改变台湾人的“国家认同”，然后藉此达到台湾走向“政治台独”的目的。尤其是蔡英文上台后，民进党当局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弱化和切断台湾与大陆的历史连结，使得“去中国化”成为台湾新时期的一种“文化正确”和“政治正确”，这将会使台湾与大陆形成对抗关系，甚至可能将两岸关系推入战火的熔炉。 四、结语 民进党分离主义的目标可分为政治、经济与文化三大方面。“政治台独”“经济台独”和“文化台独”三者相辅相成，相互影响。在“政治台独”难以实现的情况下，民进党企图通过推行“南向政策”或“新南向政策”等摆脱依赖祖国大陆的“经济台独”。“蔡英文的‘新南向政策’与李登辉、陈水扁曾经主张的‘南下政策’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其目的就是在经济上减少与大陆的联系……实现经济上‘脱中’。”〔41〕不过这样的企图是没法得逞的。因此之故，民进党把目光转向思想文化领域，企图通过在历史、文化等领域的“去中国化”，割裂台湾与祖国的历史文化联系，为政治上、法律上的“台独”奠定基础。当然，这样的企图也是不可能得逞的。“‘文化台独’是对台湾民众的精神洗脑，可以说是‘台独’的心灵工程，通过扭曲、改变台湾民众的历史观和文化认同，进而扭曲台湾民众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从意识形态深层次搞乱人心。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或者背叛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因此‘文化台独’等形形色色的‘台独’分裂行径图谋注定将以失败告终。”〔42〕 注释： 〔1〕参阅沈惠平、李伟杰：《现阶段民进党分离主义的表现及特征》，《中国评论》2021年第12期。 〔2〕陈先才着：《“台独”风险》，九州出版社，2019年版，第23页。 〔3〕祝捷：《“台独”的推进策略和七种形式》，《中国评论》2016年第12期。 〔4〕张春英：《“法理台独”的历史溯源及当代表现》，《学习与实践》2008年第1期，第96页。 〔5〕徐锋：《“法理台独”与台湾政党政治的新发展》，《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第68页。 〔6〕石佳音：《论蔡英文的“法理台独3.0”》，载李振广主编：《论“台独”的危害》，九州出版社，2017年版，第147页。 〔7〕陈星着：《民进党结构与行为研究》，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19页。 〔8〕段磊：《论“法理台独”实践样态》，《现代台湾研究》2018年第6期，第46页。 〔9〕李道湘：《论影响两岸和平发展的两种因素》，《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第42页。 〔10〕周天柱：《浅析“台独民粹主义”的特征、形态及对策思考》，《中国评论》2020年第6期。 〔11〕段磊：《“法理台独”概念体系论》，《台湾研究》2019年第3期，第28页。 〔12〕段磊：《论“法理台独”实践样态》，《现代台湾研究》2018年第6期，第46页。 〔13〕陈先才着：《“台独”风险》，九州出版社，2019年版，第29页。 〔14〕林劲：《民进党政治主张走向的内在原因》，《台湾研究集刊》1993年第1期，第29页。 〔15〕祝捷：《“台独”的推进策略和七种形式》，《中国评论》2016年第12期。 〔16〕自1993年以来台湾方面一直在推动“南向政策”。1994年，台湾当局提出并实施了第一轮“南向”政策，但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冲击下，东南亚地区金融形势不稳、经济衰退、市场需求严重疲软，在东南亚投资的台商、尤其是中小企业遭受了严重经济损失，并在较长时间里面临了空前的经营困难，台湾岛内因此展开了一场“南向”与“西进”的激烈论战。此后，台湾当局极力鼓吹“南向第二春”，1998年3月，台当局通过了加强推动对东南亚经贸的具体措施，推动第二轮“南向政策”。不过，台商对此普遍持消极态度，使得台湾企业对东南亚投资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大幅度缩减，第二轮“南向政策”以失败而告终。简言之，李登辉当局推出“南向政策”，其中一个重要目的是将台商对大陆的投资分流到东南亚地区，摆脱“对大陆市场的依赖”，但皆以失败告终。 〔17〕刘青建：《对台湾“南向政策”失效的分析与思考》，《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8年第12期，第65页。 〔18〕刘相平：《“新南向政策”不能去中国化》，《两岸关系》2016年第4期，第42页。 〔19〕王建民、陈丽丽：《蔡英文“新南向政策”的主要目标与前景展望》，《中国评论》2016年第11期。 〔20〕田飞龙：《“文化台独”“新南向”与分裂政治》，载李振广主编：《论“台独”的危害》，九州出版社，2017年版，第34页。 〔21〕《蔡英文接受日媒访问 不让市场过度依赖中国》，中评社台北2021年8月10日电，http://www.crntt.com/doc/7_0_106154521_1_0810103752.html 〔22〕刘相平：《“新南向政策”不能去中国化》，《两岸关系》2016年第4期，第42页。 〔23〕曹骏：《“检讨纪要”再度暴露民进党的“台独”本质》，《统一论坛》2014年第1期，第43页。 〔24〕王建民、倪霞：《台海形势变局之下如何认识与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统一论坛》2020年第6期，第9页。 〔25〕党俊：《蔡英文“台独”动作评析》，《统一论坛》2021年第1期，第50页。 〔26〕汪灵犀：《鼓吹“两岸脱钩”，民进党自寻末路》，《团结报》2020年9月12日，第3版。 〔27〕刘玉人：《“脱钩”与联动：两岸经济关系的特点与走向探析》，《台海研究》2021年第2期，第39页。 〔28〕谢楠：《蔡英文“新经济发展模式”评析》，《统一论坛》2015年第4期，第33页。 〔29〕王键：《民进党“新南向政策”与台日合作》，《东北亚学刊》2017年第5期，第11页。 〔30〕赵勇着：《台湾政治转型与分离倾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0页。 〔31〕李立：《略论“文化台独”》，载李振广主编：《论“台独”的危害》，九州出版社，2017年版，第82页。 〔32〕徐博东着：《透析台湾民进党》，台海出版社，2003年版，第137页。 〔33〕陈星着：《民进党结构与行为研究》，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74页。 〔34〕湛玉钊：《民进党执政后两岸政策及对两岸关系的影响》，《现代台湾研究》2016年第5期，第40页。 〔35〕胡谦：《台湾当局“文化台独”透视》，《统一论坛》2007年第4期，第49页。 〔36〕赵勇着：《台湾政治转型与分离倾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3页。 〔37〕方锦程：《台湾“本土化”的演进及影响——政权运作的视角》，《台湾研究》2020年第6期，第58页。 〔38〕郭震远：《蔡英文推进“文化台独”的特点、影响和前景》，《中国评论》2017年第11期。 〔39〕周天柱：《民进党又对台湾青少年下“独”手》，《中国评论》2019年第11期。 〔40〕刘匡宇：《“去中国化”走入“最后一里路”——透视蔡英文的“文化台独2.0”系统工程》，《世界知识》2017年第18期，第63页。 〔41〕陈先才、张萱妍：《民进党当局“新南向政策”：形成、实施与困境》，《闽台关系研究》2020年第3期，第46页。 〔42〕鞠海涛：《“文化台独”注定将以失败告终》，中评社北京2017年12月22日电，http://www.crntt.com/doc/7_0_104917533_1_1222003754.html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2年7月号，总第295期）
*原文链接：http://www.crntt.com/doc/1064/0/1/8/106401824_3.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6401824&mdate=0906132433
